1907年，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庄市朱家桥老邵村一个富商家庭。邵氏世代以商为业。其父邵玉轩与当时成千上万的宁波人一样，于19世纪末前往日趋繁华的上海“淘金”，并于1901年设立一家颇具规模的“锦泰昌”颜料号。

    邵玉轩不仅经营有方，生意红火，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，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。1920年他病逝上海时，康有为、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、民国元老谭延阁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辞致哀。
    邵玉轩育有5男3女。邵逸夫排行第六，故后人称他为“六叔”、“六老板”。他早年就读于家乡庄市叶氏中兴学校，与包玉刚、包从兴、赵安中等为前后届同学，后赴上海就学于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“青年会中学”，为此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。邵家众多的兄弟无人继承父业，几乎都进入娱乐圈。五兄弟中，大哥邵醉翁于1924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，开始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。
   “天一”成立之初，清一色是家族班底。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，老二邵囤人擅长编剧，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。创业之初，他们分工合作，完成一切工作，公司犹如家庭式作坊。其摄制的第一部影片《立地成佛》放映后，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，结果赚得盘溢钵满。旗开得胜，邵氏兄弟们为之欢欣鼓舞，随后新影片不断地从“天一”推出。

    1926年，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，应三哥邵仁枚之邀，南下新加坡协助开拓南洋电影市场，从此注定其一生与电影业的不解之缘。那段时间，邵氏兄弟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“天一”影片，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村巡回放映，并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院。他们历经磨难，备尝艰辛，星马的穷乡僻壤留下了他们的身影。
    1930年，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“邵氏兄弟公司”。
    1931年，邵逸夫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。途中轮船触礁沉没，落水的邵逸夫抱着一小块木舢板，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获救生还，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“讲话机器”。1932年，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《白金龙》，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。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，到1937年抗战前夕，邵氏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爪哇、越南、婆罗州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，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，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。当时“天一”在上海，邵氏兄弟在南洋，他们南北呼应，分工协作，共同打造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2.打造“东方好莱坞”
   1937年后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。邵氏惨淡经营，艰难度日，后来更是难以为继，被迫关门了事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当年。他摩拳擦掌，决心大干一场，重振邵氏家业。
    1957年，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经济开始起飞的香港，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电影事业。两年后，邵氏兄弟(香港)有限公司成立。期间，邵逸夫倾力打造位于香港清水湾，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。这一工程历时七年始告完工。其规模宏大，气势恢宏，被称为“东方的好莱坞”。从此，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不断地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，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，历经数十年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。
    进入六十年代后，邵氏公司长期称雄香港市场，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电影，获得过金马奖、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。据说最盛时，每天有100万观众光顾他的影院。

    邵逸夫最早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，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、大导演和名编剧，如胡蝶、阮玲玉、李丽华、林黛、陵波、李翰祥、邹玉怀、张彻……无不出自“邵氏”门下。其中《江山美人》、《貂禅》、《倾国倾城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大醉侠》、《独臂刀》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，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，倾倒无数观众。据说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在台湾上映时“完全疯狂”，有位老太大连看一百多场，由《梁祝》而在台湾掀起黄梅调狂热；而《天下第一拳》更掀起功夫片新狂潮，发行到全球各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。
    邵逸夫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“第一”和“之最”。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名符其实的拓荒英雄。从默片到有声，从黑白到彩色，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逸夫及其家人献出的心血。从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，邵逸夫经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，目睹中国电影的成长与兴衰，堪称电影史的见证人。
    1980年，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出任香港“无线”董事局主席。随后他集中力量经营所属的明珠台和翡翠台，使其收视率长期在港岛独占鳌头，影响扩及中国内地、澳门、台湾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。与此同时，邵逸夫还投资房产物业、股票市场等，开展多元化经营。1994“邵氏”年报显示：物业出租收入达2.3亿元，而电影放映收入仅2924万元。香港素为藏龙卧虎之地，富商豪贾云集,但以经营影视而步入香港富豪排行榜前列的惟有邵逸夫一人！
     邵逸夫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知人善任，拥有一大批各方面人才，为其所用，更在于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。
    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。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，但他干一样，学一样，从不懈怠。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，一步步奋斗，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。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一个方面和环节的工作。从剧本、摄影到导演、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、剪辑，他样样在行，而影片推广、发行、剧院管理更是行家里手。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，精力过人。年轻时曾有1天看9部片子、1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。他说：“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，其余时间便是工作”。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，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。出现劣片，往往亲手烧掉，毫不手软。他说：“在早期，我成日烧片，没有好的戏，我宁愿烧。”

3.散尽千金济众生
    多年来，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，但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，乐善好施，热心公益，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。
   “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，应用回到民众”。这位以“大丈夫贵兼济，岂独善一身”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，不仅是这样说，更是这样做的。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，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，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。1977年。英国女王册封他为爵士，成为香港娱乐圈获此殊荣的第一人。美国三藩市为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的福利贡献，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“邵逸夫日”。
    从1985年起，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。当年他向中国保护敦煌画展工程和浙江大学分别捐资1000万元。有关部门特立碑予以纪念。甬上文化人王重光先生1996年曾前往敦煌考察。大漠深处，类似的纪念碑不止一个，但惟有同乡邵逸夫是炎黄子孙。
     1985年后，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，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。正如他所说：“国家振兴靠人才，人才培养靠教育，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。”邵逸夫视教育为立国之本，为此多年来他尽心尽责，不遗余力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迄今，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，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，其中80%以上为教育项目。如今以“逸夫”两字命名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、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。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耆耋之躯，多次亲临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、视察捐赠项目。此外,邵逸夫在英国、美国、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，合计金额早已超过30亿元。在古令中外捐资助学史上，邵逸夫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！
    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。1987年后，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，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、文化事业。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、逸夫教学楼、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。他在浙江其他地区也有巨额捐赠，如他为杭州逸夫医院的捐赠近亿元。早在九十年代初，省、市政府就授予他“爱乡楷模”、“荣誉市民”称号，以表彰他为家乡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。
     1990年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，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使命名为邵逸夫星。这是该台首次以当代知名人士命名小行星。